历史大事件

12月4日，工信部正式发布了4G商用牌照，我国三大运营商均获得TD-LTE牌照。这必定促使TD-LTE在我国获得如火如荼的建设和部署。 其中，中国移动计划今年部署TD-LTE基站数达到20万个，TD-LTE网络覆盖100个以上的大中城市，下一步计划扩展到300个以上的城市。中国电信选择LTE FDD和TD-LTE融合组网的方式来逐步展开重点城市的4G网络建设。

作为TD-LTE的坚定支持者，爱立信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TD-LTE在全球的发展进程。无论是系统设备研发、商业化推广，还是打造端到端能力，爱立信均拥有全球良好声誉的成功产品与经验。截止到2013年10月，爱立信已经在全球6大洲签署了超过180个LTE/EPC合同，其中110个已经商用。此外爱立信还始终不断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利用LTE产业链成功经验，植根中国并贡献于全球TD-LTE产业链的发展。

爱立信对TD-LTE的贡献源远流长。早在4G标准确立阶段，爱立信就与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等合作在3GPP中实现了TD-LTE物理帧结构与LTE FDD的融合，为TD-LTE破冰4G迈出最实质性步伐。在后续TD-LTE向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提案的过程中，爱立信也始终活跃在国际标准组织中，TD-LTE能成为全球4G标准爱立信可以数是功不可没。此后，爱立信致力于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积极参与到工信部及中国移动组织的TD-LTE试验中。

作为移动宽带的领导者，爱立信一直以来积极投身于中国TD-LTE网络建设以及TD-LTE标准的全球化推广中去。凭借在移动宽带领域的深厚积累以及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预判，爱立信将帮助中国运营商“多快好省”地建建设TD-LTE网络，助力中国顺利迈入4G时代，助推TD-LTE花开全球。

在奥运会进行期间，将有海量国内观众出入各个奥运城市和场馆，各国运动员、游客、政府和各种组织的官员也将纷至沓来，成为举办国的贵宾。为他们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移动通信服务，既是中国移动的责任，也是中国移动在全球电信市场上树立良好形象的绝佳机会。中国移动自己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通信保障必须万无一失，不但要确保网络容量和质量适应奥运比赛期间的要求，还要保证向奥运会提供丰富、高质量的语音、数据业务服务。

爱立信作为中国移动的多年来忠诚而密切的合作伙伴，将尽全力支持中国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在前期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中国移动已经和爱立信展开了全面的合作，启动了多个奥运城市的奥运保障网络优化工程。以几个奥运城市为例，这几个城市都是奥运圣火途经城市，也是本届奥运会众多赛事的分赛场，奥运会期间将有多场比赛举行，因此通信保障任务要复杂和艰巨得多。为了保障圣火传递顺利，需要根据网络实际情况，针对圣火传递路线进行专项的保障性网络优化；同时奥运会前后当地主要宾馆、景点、机场、车站等区域会有大量游客集中，也需要进行专项的语音和数据业务优化；而两个城市的奥运场馆周围更是优化的重点。

奥运保障网络优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运用最高效的的方案进行网路性能的优化，一方面要利用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水平寻找到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尽可能的节省成本，另一方面最大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得网络的性能得到提高。要做到这些，除了要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专业的技术队伍之外，还必须有丰富的针对大型活动、赛事的通讯保障经验，一方面充分了解在此期间移动通信网络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有能力参照以往的经验和技能，能够快速不留隐患的解决紧急的问题。这些正是中国移动选择爱立信专业服务的原因。

研发(R&D)是爱立信业务的核心，全球拥有约26,000名员工。爱立信的工程师、研究人员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关注技术的创新和演进。爱立信拥有超过6万项专利，是行业中最强大的知识产权组合之一。爱立信中国研发中心是瑞典以外最大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分布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五个城市，涵盖了爱立信所有的产品线。此外，爱立信还在北京设立了全球三大创新中心之一，以便跟中国的创新企业更好的开展合作，去年还在北京爱立信的望京园区建立了最新的无线电波的测试暗室，为5G设备研发做准备。仅仅在2019年，爱立信中国研发贡献的专利数是500多项，这是爱立信对中国5G在研发方面的巨大投入。

到20世纪80年代末，爱立信已经在中国成立了多家长期运营的实体机构。当时的运营业务主要依靠北京总部和位于大连、广州、上海的办事处开展。

1994年，借助中国政府出台的多项利好政策，爱立信在北京成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外商独资公司――爱立信 ( 中国 ) 有限公司，作为爱立信在中国所有运营业务的控股公司。爱立信资深高级经理Olof Lenneman前往北京，出任公司首任总裁。

爱立信在中国的业务量和业务涵盖区域不断扩大，为与客户紧密合作，爱立信中国又分为四个独立开展业务的地理区域。此后，爱立信在中国相继设立了很多地方办事处，截止1997年，爱立信共设立了19个地方办事处。

爱立信南京工厂成立于1992年，目前主要生产4G和5G通信设备。2016年，南京工厂制定了智能制造战略转型目标，全面推动工厂数字化、智能化转型。2018年，爱立信追加投资5亿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约4亿元）对其进行智能改造。2019年9月，南京5G智能工厂转型升级正式完成。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工厂之一，南京工厂广泛使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蜂窝物联网等技术，在生产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均实现了现代化，显示出数字化运营的强劲实力。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运营，南京工厂已经是爱立信全球最重要的新产品工业化中心，也是爱立信全球数字化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扮演了5G 工业4.0智能工厂转型实践的先锋角色，同时也是爱立信对外赋能的“资源能力池”。爱立信将把南京工厂的经验，特别是5G之于制造业的价值不断淬炼，进而输出到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千行百业，提升各行业的智能化水平和运营效率。

在智能制造架构之下，爱立信南京工厂还引入了多种行业先进技术，涵盖了自动化、数字化、5G、AI和物联网。例如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自动化设备和装配工业机器人，保证了生产的一致性；厂内物流全部使用AGV自动牵引小车取代人工，实现物流自动化；通过机器视觉自动检测，提升了产品质量；搭建部署工厂5G专网，利用其大带宽、低延时、高质量的特点，帮助工厂实现无线化、柔性化和云化演进等等。

未来，通过对5G网络进行扩容和升级，进一步打通并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全面提升生产数据智能化，实现数据驱动型生产决策等，这都将进一步推动南京工厂的智能水平，同时也为爱立信输出更丰富的智能制造经验打牢基础。

南京5G智能工厂是爱立信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爱立信的全球供应链战略是确保公司通过其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业务运营与当地客户紧密合作，并确保快速和敏捷的交付以满足客户需求。

基于首批AXE合同积累的经验，面对中国持续增长的需求，爱立信认为在公司交换机部门（X 部门）设立一个更加恰当的市场机构已经势在必行。1985年1月1日，爱立信在中国成立了分部门，具体组建和管理事宜由P-O Björk负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爱立信在中国的办公空间持续紧缺，当时爱立信需要的是一间配备电话、复印机和电传机等设备的会议场所。设立办事处的需求也愈加迫切。但是，要想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相关程序也极其复杂。当时，大多数国际公司都将酒店客房作为临时办公地，用来处理中国的相关业务。1984年底，爱立信最终决定在北京开设办事处，并与北京京伦饭店签订了酒店客房长期租赁同。1985 年5月，爱立信驻中国办事处举行隆重的开业典礼，爱立信执行副总裁Jan Stenberg出席了典礼。

办事处面积不大，主要用于召开小型会议，并长期放置电话和复印机。在举办商务洽谈和谈判时，代表们仍需从爱立信香港分公司乘坐飞机来到这里，而公司高管更需千里迢迢从瑞典赶来。由于没有直飞航班，长途飞行还必须经香港转机。此外，由于当时中国大陆的电信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拨打国际电话必须提前预约。爱立信团队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处理所有的垂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爱立信中国团队依然在1985年成功签下13份合同，这对单一市场而言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数量。

很快，这个只有一间房的办事处就显得十分拥挤。爱立信中国团队提出再租用一间房的申请，而此时爱立信正在集中实施成本节约计划，所幸的是，在经过内部讨论后，中国团队的申请最终获得批准。与此同时，中国团队也在持续寻找合适的办公地点。并且通过一家专门为外国公司介绍员工的中国政府机构FESCO，爱立信雇佣了一名当地员工。事实上，当时北京办事处的业务主要由爱立信于1985年1月在香港成立的公司EHK 来负责。

1987年，几经辗转，爱立信终于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新落成的诺贝尔塔楼（卢堡大厦，后更名为赛特大厦）找到了合适的办公场地，并将办事处从酒店套房搬迁至由三个房间组成的新办公场所。但是，想要找到愿意长期留在北京的外派人员非常困难。因此，中国市场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由斯德哥尔摩总部和香港分公司工作人员以及临时派往北京办事处的代表们共同来管理。随着业务垂询量的日益增多，这样的管理方式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在1987年，爱立信决定将北京办事处正式设为中国总部，并任命了一位常驻首席代表。1988年初，P-O Björk接受任命并到北京走马上任，负责办事处的业务组建事宜。当时，爱立信中国总部只有P-O和另外一名本地员工。但是，这并未影响到爱立信执行总裁Björn Svedberg的热情，他在1988年年中与时任邮电部副部长吴基传先生会面时骄傲地宣称，爱立信中国总部已经在北京正式成立。这则消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因为爱立信是首家在北京设立总部的国际电信公司。当时，所有跨国电信公司均采用中国境外运营方式，并在香港设立中国办事处，而香港在当时仍处于英国统治之下。

19 世纪末，对于许多瑞典公司而言，其国际贸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创业精神。他们要么具有商业文凭和生意头脑，要么拥有颇为“丰富多彩”的背景。这其中，商船船长、商人Gustaf Öberg的出现为爱立信在中国开展贸易创造了许多机会。

他加入贸易商行Schiller ＆ Co. 并担任主管，负责在中国及其邻国推销爱立信的产品。他精力充沛，富有远见，在上海很多俱乐部都备受尊重。作为爱立信在其他国家市场的客户，英国东方电话公司拥有在上海经营电话机的特许权，却不愿意在上海使用爱立信的产品，这对Öberg来说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挑战。1900年，英国东方电话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即将到期，Öberg 开始积极争取特许经营权，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上海和瑞典的电话机服务进行比较。英国人写信给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爱立信总部，要求他们阻止Öberg的这种行为。爱立信回信说，Öberg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

最终，Öberg成功赢得特许经营权，并在上海注册成立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由他本人担任总经理。他让爱立信成为了上海唯一的电话机供应商，并支持爱立信在上海建设全新的电话机网络。爱立信此前从未建设过完整的电话网络，而是只提供必要的设备或安装交换机。为此，爱立信聘请了工程师Fridolf Langton，并将其派驻到上海。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上海最终建成了最先进的电话网络，爱立信也成功拥有了其首个网络建设项目。

1876年4月6日，拉尔斯·马格努斯·爱立信的机械工程作坊正式对外营业，而在此时，瑞典已经与中国有了商贸往来。

瑞典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像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典人民非常喜爱中国产品。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被视为那个时代的奢侈品。早在1847年，瑞典和中国就签订了第一份友好贸易条约。所以，当爱立信公司在成立几年后首次接触中国市场时，彼此间已经有了一份可以依托的牢固关系。

当然，在业务真正触及到中国市场之前，爱立信先生必须首先在国内取得业绩。他的第一单业务是维修斯德哥尔摩当地消防部门的机械仪表，收费2克朗。此前，爱立信先生曾接受过大量仪器制作相关培训，并有过在德国和瑞士工作的经验。在30岁那年，爱立信先生终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家作坊位于斯德哥尔摩皇后大街15号庭院大楼的一间小厨房，由他和妻子希尔达共同经营。

公司最初的业务主要是维修各种小型机械设备及电气仪表。不时还会有人来维修电报机。没有人知道爱立信先生初次接触电话这项全新发明的确切时间。1878年3月4日，爱立信的商业记录中首次提到了电话机，爱立信先生维修了6部电话机，共收费4克朗。很快，爱立信先生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发现了电话机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与此同时，爱立信先生也注意到，虽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的电话机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但是电话机有着很大的缺陷。

不久，爱立信先生从电话机维修工摇身一变，成为了电话机制造商。1878年底，爱立信公司制造的首部电话机问世。1883年，爱立信对作坊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开始使用蒸汽机为制造设备和压力机等提供动力。随后若干年，爱立信作坊取得强劲的增长势头，并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最终在1896年，爱立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爱立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时，规模已媲美一家大型企业。公司员工总数超过500名，生产的大多数产品均出口至其他国家。到1896年6月1日，爱立信已经生产了10万部电话机。19世纪90年代，爱立信在瑞典国内市场的规模非常有限，但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产品遍布挪威、丹麦、芬兰、英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地。